劳动价值论问世后，各种不同意见一直不绝于耳。我认为劳动价值论是科学。坚持劳动价值论，对于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科学观察当今国际国内一系列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
早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古代，商品交换和货币出现后，人们就开始感知到商品的价值问题。古希腊思想家开始有了一个“值”的概念，他们认为商品有一个内在的值。那么，商品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古希腊思想家没能回答这个问题。
诞生于17世纪的西欧，以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这一原理。配第最先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斯密明确地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它对人有某种实用）与交换价值（商品的内在价值），指出商品的交换价值不是由它的使用价值决定的，而是由劳动决定的。遗憾的是，斯密在劳动决定价值的问题上摇摆不定，有时说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必要劳动量；有时又说商品的价值等于它所能够买到的“劳动的价值”，这无异于说商品的价值由商品价值来决定，陷于循环推理之中；有时甚至说“工资、利润、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来源”，完全背离了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李嘉图比他的前辈进了一大步，他摒弃了斯密关于商品价值由该商品所购得的劳动量决定这一错误说法，明确地指出“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规定商品的交换价值”。李嘉图克服了斯密的商品价值由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种收入决定的错误。他认为生产出来的价值无论怎么划分，都不会影响到价值的大小；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并不影响劳动决定价值这一原理。李嘉图还正确的指出，商品价值不仅由生产中新加入的劳动来决定，而且由物化劳动来决定。也就是说商品价值包括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即时劳动创造的价值，一部分是物化在工具、原材料等过去劳动转移到新产品上的价值。应该说，李嘉图对劳动价值理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由于李嘉图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他没解释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本身的性质，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化视阈下，雇佣劳动的抽象化劳动形式创造出生产成本外，还创造了剩余价值。李嘉图理论的缺陷是他不注意研究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从而带来了理论上不可克服的矛盾。他不能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资本和劳动相交换,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等问题。这就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大变异流派庸俗经济学反对劳动价值理论留下了隐患。
展开剩余89%庸俗经济学的价值理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一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开始尖锐化，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逐步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庸俗化以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庸俗经济学应运而生。
庸俗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最有代表性的是“供求论”“生产费用论”和“边际效用论”。
“供求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只是由商品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状况决定的。某种商品的需求越是超过供给，这种商品的价值就越大；反之，某种商品的供给越是超过需求，这种商品的价值就越小。“供求论”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它解释不了当市场上某种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处于平衡的时候，商品的价值由什么来决定？为什么商品的价格总是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围绕着某一点上下波动？
“生产费用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资本、自然力共同作用决定的。生产商品时要对使用劳动力、资本、自然力支付费用，这三者的费用决定商品的价值。“生产费用论”的错误也很明显：每种生产费用也是一定量的价值，生产费用的相加还是价值的相加。说商品的价值由各种生产费用相加决定，等于说价值是由价值决定的。这种同义反复还是没有回答价值是什么的问题。
“边际效用论”认为，价值起源于效用，又以物品稀缺性为条件。物品的效用，对于具有一定欲望的某个消费者，会随着物品供应数量的增加而递减，某种物品的数量越多，该物品用来满足最后欲望（边际欲望）的效用越低。所谓边际效用，就是物品满足最后欲望的能力，商品价值就是由这种边际能力决定的。这种以个人主观感受评价价值的观点实在庸俗可笑。如果是这样的话，同样的商品由成千上万的人来评价，就会有成千上万个价值了。而事实却是，不论一个人的消费需求欲望是大是小，他到商店去买同一件商品，都必须和其他人付出同样多的货币；到餐馆享用同样的饭菜，也不能比别人少付钱。因为价值决定是一种客观的社会行为，而不是个人的主观感受。
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理论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的成果和与庸俗经济学作斗争的过程中，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
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第一个提出劳动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二重属性。具体劳动指生产特定使用价值的劳动，它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抽象劳动则是指撇开一切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它体现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交换价值。由于人的体力、技能不同，使用的生产资料也不一样，劳动又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价值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马克思还研究了价值形态的发展，这是一切古典经济学者和庸俗经济学者都没有做过的事情。马克思从最初的、最简单的商品物物交换开始，把交换价值如何由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如1把斧子等于2只羊）逐步发展到金属货币，做了科学的阐述。而商品的价格，则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格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是价值规律表现形式。马克思说，劳动二重性理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①”。
这些都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了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需要特别弄明白下面几个问题。
一、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劳动产品”。凡是不需要劳动就能获取的对人有用即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如自然界中的阳光、雨露、氧气等等，不是劳动产品，也没有价值。但是各种人造光、自来水、人工制氧等等，由于在它们身上付出了人类劳动，成了用来买卖的商品，也就有了价值。一个是“交换”。具有使用价值而且是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如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种的粮食、蔬菜、纺的纱、织的布，如果只是自己使用，不用来交换就不是商品，一旦拿到市场上去卖就成了商品。因此，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才是商品。商品与商品的交换（不论是物物直接交换，还是通过以货币为中介的间接交换），表面上看是物与物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交换劳动的社会关系。
二、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的价值是劳动创造的，那么商品的价值量理所当然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然而这个劳动时间，不是张三、李四、王五的个别劳动时间（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同一商品不可能因为有众多劳动生产率不同的生产者生产而具有不同的价值），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②”。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必须按照商品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在货币出现后，商品交换的原则就是等价交换。商品的价格虽然以其价值为基础，但影响价格变动的因素却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上商品的供求关系。当供不应求的时候，价格就会上涨；供过于求的时候，价格就会下降。然而这种价格的涨落，除了类似于新冠疫情期间一些口罩、呼吸机价格几十上百倍上涨这种极端情形外，总是围绕一个中心值上下波动，而且波动的上下幅度也不会太大。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看，按可比价格来考察，商品价格的上涨部分和下跌部分是可以相互抵消的。这个波动的中心值就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的价值。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供求关系的变动是一种常态。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动，价值规律调节着各种生产要素在各个经济部门的配置。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相反这恰恰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我们平时所说的市场调节，其实就是价值规律在调节。
这里，顺便提一下虚幻价格问题，因为常有人以此为据否定劳动价值理论。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里，一些人将心目中的一切东西都物化成了商品，甚至人格、良心、名誉，这就出现了虚幻的价格。但是这种虚幻的价格并没有它的价值基础。比如一些贪官并不出彩的字画曾卖出了天价，但这些贪官一旦“落马”，其字画都变得一文不值、无人问津了。
三、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有些人认为马克思只承认体力劳动创造价值，不承认从事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的脑力劳动也创造价值。这是一个误解。这个误解是由于没有读过马克思的原著造成的。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劳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③。”马克思还明确指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做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④”。我认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关系，体现在三个领域。一是生产同种产品的劳动，如生产刀具，有的用手工打制，有的操作机器生产。二是生产同类产品的劳动。如点火用具，有火柴生产，有打火机生产，还有电子点火装置的生产。三是生产不同种类产品的劳动，如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等等。这三种类型都有劳动强度与熟练程度的区分，都有使用不同生产资料的差别，都有脑力劳动价值转移程度的不同。复杂劳动换算成倍加的简单劳动，是在千百万次市场交换活动中自发形成的。
四、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商品的价值量成反比。马克思正确的指出“劳动生产力（本文作者注：这里的劳动生产力就是劳动生产率。下同）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⑤。”马克思曾经举了一个例子：“金刚石在地壳中是很稀少的，因而发现金刚石平均要花很多劳动时间。因此，很小一块金刚石就代表很多劳动……如果发现富矿，同一劳动量就会表现为更多的金刚石，金刚石的价值就会降低⑥。”很多质疑劳动价值论的人，往往就是在这一点上没有弄明白。他们看到运用新机器、新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大增加了产品的数量，以此得出结论认为价值至少不是单由劳动创造的，而是由资本、土地、管理、科技等等其他因素共同创造的，因此劳动价值论是不能成立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对于这一观点的错误，后面我还要专门作为一个问题来谈。
五、生产价格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价值的转换形式。马克思把资本家的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即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只会把它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不会创造新的价值。可变资本即购买劳动力的资本，也就是工人的工资。工人在劳动中创造了比自身工资更高的价值。这部分超过工资的价值即剩余价值，也就是资本家眼中的利润。由于各个产业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即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不同，有的产业用人多用机器少，有的产业用人少用机器多，各个产业部门的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率，也就是资本家眼中的利润率）不一样。这就必然引起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竞争从而导致资本流动，最终形成利润的均衡化，形成平均利润率。价值这时就转化成了生产价格。生产价格就是商品的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之和。这样一来，利润的真正性质与起源就进一步被掩盖了。但是这种转化并没有改变全社会剩余价值（利润）的总量，只是改变了全社会剩余价值（利润）总量在各个生产部门资本家之间的分配比例。古典经济学的困境在这里被马克思解决了。生产价格理论进一步揭示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真理。
“多要素价值论”的错误
现在公开全面否定劳动创造价值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是改头换面否定劳动价值论的论调还不少。其中最具迷惑性的是一个叫“多要素价值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不仅劳动，而且资本、土地、管理、科学技术等也创造了价值。这一理论的市场还颇大，可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眼就能看出这一理论的荒谬。
众所周知，生产力由三要素组成：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就是用体力和脑力劳动创造财富的人；劳动工具包括手工工具、机器、仪器、流水生产线，等等；劳动对象就是劳动者用劳动工具对其进行加工的种苗、原辅材料，等等。我认为这一概括是本原的、科学的。其他的要素不仅不能单独构成生产力，而且都要转化落实到三要素上来：资本只有通过购买或租赁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才能变成资本，否则就只是“票子”；土地既可以是劳动工具，也可以是劳动对象；管理和发明创造就是一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无论是提高劳动者素质，还是提升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的性能，它已经融于三要素之中。把这些不同层次的概念作为同一层次的要素并列，不是一种严肃探讨问题的科学态度。
“多要素价值论”之所以犯错，从纯学术的角度上来说，是因为它混淆了使用价值的生产与价值创造这两个概念。马克思并没有否定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生产对象）也是产品生产不可或缺的必备要素。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及物资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⑦”。物质财富的生产离不开生产资料，这指的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但不能由此认为，生产资料也创造了价值。凝结在商品中的价值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活劳动，一部分是物化劳动。只有活劳动即劳动者正在付出体力和脑力的生产活动才创造新的价值，这个价值由购买劳动的价值即工资和剩余价值即利润组成。生产资料的价值是一种物化劳动，它是由过去劳动创造而由资本购买的。作为固定资产形态的生产资料如工具、仪器、机器、厂房是在生产过程中把自身的价值一点一点转移到新产品上去的，比如说价值1个亿的固定资产，在其生命周期中能生产1亿件产品，那每件产品所含其转移的价值就是1元钱（为了保证生产能够延续，这1元钱只能算作生产成本，在财务会计活动中把它作为“折旧”提出来，以备将来更新固定资产之需）；作为流动资产形态的生产资料如一次性原材料等等，是在生产过程中一次性地把自身的价值全部转移到新产品上去的，这也是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在生产过程中，无论是固定资产的运用还是流动资产的运用，都不能创造新的价值。
“多要素价值论”之所以还有相当的市场，是因为它“拉大旗做虎皮”，拿新科技在生产中的运用，特别是人工智能说事。这只能唬住不懂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人。其错误除了上述的混淆使用价值的生产与价值创造两个概念外，还在于不懂得价值关系只是在商品生产条件下才存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和未来共产主义条件下都不存在），它体现的是生产不同使用价值的生产者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等量劳动只能与等量劳动相交换。无论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手段能够让同一劳动量增加多少使用价值，这也只会降低单个商品的价值，而不会增加它的价值总量。即使是使用智能机器人生产，商品的价值除了还需保留的少数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和原材料的价值外，也只能包括物化在智能机器人身上过去劳动转移在单个商品身上的价值。智能机器人的运用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运用它的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大大低于暂时还没有使用智能机器人的同类商品生产者，从而获得超额利润。但和其他种类商品生产者交换时，还是逃脱不了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客观规律。否则，许多社会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就没有人提供了。如果对此表示怀疑，可以回头查查我国自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各类商品和服务比价关系的变化。按不变价格考查，凡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快的行业的产品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手机、电脑、汽车等等，价格在不断下降；凡是劳动生产率提高慢，特别是主要靠手工劳动的行业如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餐饮业、家政服务业的产品和劳务价格都在不断攀升。40年前，一个家政保姆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元钱，可一台大屏幕彩电的价格至少要几千元钱，是家政保姆月工资的上百倍，家政保姆要干七、八上十年才能买一台大彩电。而今天，一个家政保姆的月工资已是几千元，而性能质量远比当年更好的一台大屏幕彩电的价格也就是几千元，家政保姆一个月的工资已能买一台大屏幕彩电了。我们身边类似的活生生事例比比皆是。
重温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论是经过实践检验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为它正名，并运用它指导我们观察国际国内一系列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马克思主义是由其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组成。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它上连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下连科学社会主义。如果否定了它，也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
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指导，就不可能建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古典经济学之所以不能建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抛开其他因素不说，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查商品货币的历史发展；二是缺乏辩证思维，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重性，也就更不懂得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一系列经济范畴。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两方面超越了前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劳动价值论得以创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又反过来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
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承认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也就必然会承认剩余价值是资本家榨取的劳动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价值（工资）的部分。懂得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之后，才会明白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主要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阐述）。社会再生产要顺利进行，客观上要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在价值量上要平衡，在实物形态结构（使用价值形态结构）上要合理，要能得到替换。而资本主义再生产是绝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天生就具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说白一点，就是资本家赚了大量的钱而花不完，劳动大众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却严重不足，从而使再生产所需的价值补偿、实物替换无法完全实现，导致社会再生产体系的紊乱。这种紊乱客观上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更高级的社会生产方式所取代。
这样，科学社会主义就应运而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它的发展迟早要被更高形态的生产方式所取代。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曾非常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不断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今天，“红色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阻挡。
尽管诞生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解答当今世界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但是他给了我们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给我们指明了历史前进的大方向，是我们绝不能放弃的伟大思想旗帜。因此，坚信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就是坚信马克思主义，捍卫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就是捍卫马克思主义。
二、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提出了劳动解放思想，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劳动解放的重要方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培养造就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发挥人才引领驱动现代化建设的作用，使人才自身在现代化建设中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
首先要对中国的崛起充满信心。按汇率折算，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早已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尽管按人均计算，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的中等收入国家，但中国成为高收入发达国家不会再用太长的时间，到建国100周年时，我们一定会看到。之所以要树立这样的信心，除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外，还因为我们拥有14亿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拥有8、9亿适龄劳动力。人——劳动者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价值增值的唯一源泉。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市场，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优势。
其次要更加重视挖掘我国的人力资源潜能。勿容讳言，我国目前还存在一些阻碍我国人力资源潜能充分发挥的障碍，这既有观念上的问题，也有一些政策上的限制。因此，应该采取得力措施破除这些障碍和限制。一是要加大教育投资的力度，逐步做到优质教育资源均等化，提高全民族劳动者的复杂劳动水平。这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本举措。二是随着国民寿命与健康水平的提高，逐步延长退休年龄。三是放宽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退休人员再就业和创业的限制。这些人是一笔丰厚的人力资源，特别是在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能创造价值的今天，不要过度担心他们抢年青人的饭碗，要看到他们再就业和创业后又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也不要过度担心这样做会滋生腐败，只要设好“高压线”，建好“隔离墙”，就能把负面因素降到最低。四是大力发展服务业。随着科技进步尤其是AI的迅速发展，制造业生产领域所能容纳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这就需要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要看到这并不是无奈之举，而是通过发展服务业大幅度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客观需要。现在的问题是要取消一些超前的、不合理的限制，让人民群众需要的一些行业发展起来，让更多的下岗失业人员重新就业，让有利于大众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的文化、教育、体育、旅游等产业提供更多更好的劳务产品。只要实现了充分就业，我们目前面临的许多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只要我们权衡利弊，加强监管，问题会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三、科学看待我国的非公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决定了我国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体制。如何科学的看待非公有制企业及民营企业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必须充分肯定非公有制企业在发展经济、解决就业、增加税收、发展高科技等方面所做的贡献。第二，应该看到，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国情下，我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家是有家国情怀的，其中很多人骨子里还是共产党人，他们只是在非公有制企业这个平台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人民作贡献。第三，不能简单地把他们的收入都看成是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企业家只是资本所有者，没有参加企业管理，他的收入当然只是资本所得；如果企业家参与了企业管理，甚至本人就是科学技术人员，拥有自己的发明专利和技术成果，那么按照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脑力劳动的论述，应该肯定这样的企业家也参与了价值创造。在这里，这些企业家实际上是具备了两重身份，一重是资本所有者的身份，一重是劳动者的身份。他的收入也相应的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一部分是他的劳动报酬。在这个问题上，非此即彼的观点不是科学的态度。第四，既然允许发展非公有制企业，也就应该允许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以非劳动收入的形式归资本所有者所有。在现阶段，这是利大于弊的利国利民之举。但要注意的是绝不能反过来以法律政策允许非劳动收入的存在，从理论上否定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这同样也不是科学的态度，也会带来极大的思想混乱，后患无穷。
有人担心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归资本所有者所有，会动摇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我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变，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尽管非公有制经济占当年GDP、就业人口、上交税收等比重较大，但土地和水域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所有的矿产都蕴藏在地下水域，所有的农产品都靠土地水域生长，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依附土地水域进行）属国家和集体所有，建国七十多年积累了庞大的国有资产，国民经济的命脉产业如金融、信息、交通、通讯、军工等等绝大部分由国家所掌控。只要这些不变，非公有制经济只可能附属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
四、坚持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强调实体经济是财富创造的根基。聚精会神做强实体经济这个发展根基，持续放大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和不懈奋斗的精神，这是大国迈向强国的坚实路径。同时，建立在辛勤劳动积累上的强大实体经济是我们打赢科技战、贸易战的定海神针。
最近这些年，美国对我国发动了一系列攻击，特别是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要么是败下阵来，要么是踢到了钢板上。此结果大出很多人的意外。其原因除了双方战略战术的高下分野之外，最重要的是双方实体经济的份量已非往日可比。特别是中国已成了世界上体系最完备、体量最大的工业制造业大国，哪怕按现行汇率计算也占了全世界工业产值的1/3。超过了身后西方七国集团的总和。有了强大的工业实力，我们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国防工业已能与美国抗衡。我们是通过实实在在的辛勤劳动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而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起经济就开始脱实向虚，目前主要靠“美军”维持“美元”霸权，靠“美元潮汐”活动收割全世界，经济已经严重“空心化”。现在“美军”已唬不住中国，“美元”的有“币”无“货”本质也越来越显露，中美之间的国力易势已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中美之间的科技战、贸易战还在进行，对其前景我们应该充满信心。中国的富强是建立在14亿中国人用实实在在的劳动血汗创造出来的，是建立在强大的实体经济之上的。美国如果要继续打下去，结果一定是中国取得最终胜利。这个胜利会进一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证明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的光明前景。
注释：
①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②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③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④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8页）
⑤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页）
⑥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页）
⑦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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